作者刘国凯 原文"从广东人排外到民进党撕裂族群看华夏民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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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排外”的历史追踪》
广东人为何“排外”？有人说是因为当局政权的作为令广东人痛恨，他们大人不敢讲，就支使孩子们歧视欺侮外省孩子。这是多么肤浅牵强的观点。当局政权在哪个省没有倒行逆施？照此说法其他省份，尤其是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省也应极端排外，原因是这些省份跟广东一样，本地当局干部的比例低。然而事实是这些省份的排外意识不及广东。此外，这种说法有个潜台词，那就是广东人排外是当局建政之后的事情。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广东人历史上排外的专门文字记载。但我们从某些书籍所述的侧面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东西，追踪出一些痕迹。
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原定起义部队分十路发动。后临时改为四路。其原因除事泄，官方有所警觉和军火运送欠顺等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陈炯明从中作梗。他认为起义领导人应由他担任。黄兴是湖南人。起义在广州发动，凭什么要由湖南人来领导而不由广东人领导？这实际上是排外情绪的一种折射表现。
在共产党的一些所谓革命回忆录中，还看到这样一个记录。就是在1927年12月短命的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张发奎的粤军对起义者进行了清算。被抓到的起义者中，若是外省口音的就绝无生还之望。显然，在此之中政治镇压和排外因素是纠合在一起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龚楚将军回忆录中的一段。国民党将领龚楚为前红军师长。1934年大部红军“长征”后他被分派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鉴于前段时期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刺激和对前途的绝望，他投诚了国民党。大陆政权易手后他避居香港，于七十年代写了本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内容从他投身广东革命政权到北伐，再到南昌起义、井岗山斗争、反围剿、直到最后弃共投国。回忆录中有一段讲到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南下广东途中的片段。那天身为起义军副营长的他带领几名士兵离开大部队去侦察敌情，不料反被埋伏着的敌军活捉。这支敌军也是个营级单位。龚楚等人被绑到那营长面前受审。战火就在附近，粤军营长简单审问一下后就对龚楚说：“ 我听你口音也是广府人士，干什么跟着那班外江佬去闹什么共产党？到我这里来，跟着我一起干吧！” 同时命令手下把另几个“外江佬” 的共产党兵拉出去枪毙掉。战况紧急，这粤军营长命令部队立即开拔。没有暴露共产党起义军副营长职务，又是广东自家人的龚楚被分派到连里当兵。龚楚写到，在离开时他看到倒毙在草地上几名相处多年、出生入死的同志，“刹那间，生死殊途，我心中有说不尽的辛酸。” 不久，龚楚伺机逃离，回到了自己的起义部队。
广东人参加共产党可以赦免，“外江佬” 参加共产党就一定要毙掉，可见在此省籍筹码比政治筹码更重，可见广东人的排外情绪是何等之深。长时期来我一直疑惑，广东人如此排外，当年革命政府是怎么在广州立足的？思索之后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哦，对了，孙中山是广东人。我大胆推测，如果孙中山是外省人，或是另外一个外省人成为国民革命的最高领导者的话，投身国民革命的广东人是否会比现有的少些？广州是否也难以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事实说明，广东人排外并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在当局建政之后才有的。其实，只从广东人对外省人的谑称“捞松”那里，也可以看出广东人排外的历史踪迹。“捞松”一词由北方语系中“老兄”一词而来。北方语系的“老兄”与粤语“捞松”谐音。“捞松”即“老兄”。（凑巧的是，“捞松” 这两个字的发音，北方语音和广东语音很相近）。广东人听到外省男人之间见面时常互称“老兄”，便把外省人统称为“捞松”。这可归类为文学修辞上的“替代”。“捞松”者，外省人之代称也。这本来也无谓不可。但是，事情在迁延中走样。仅仅只是戏谑之称的“捞松”引伸出了“捞松仔”、“捞松头”、“捞头”、“捞X”（性粗语）。本来只是戏谑之称至此运载了歧视、轻蔑、辱骂的意味。值得着重提醒的是“老兄”之称在除广东外的中国各地都流行，而在所谓 “解放后”的中国男人之间则绝少有这样的互称。故此，“捞松”之称不可能产生于“老兄”一称已甚少乃至绝迹的共产党建政之后，起码应是产生于“解放前”的民国时期。推而论之，广东人“排外”起码在“解放前” 的民国时期已有之。
三、广东人“排外”与中国其他地区“排外”的类同与区别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有程度不同的“排外”倾向。这是一个糟糕的、无可否认的事实。它削弱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冲淡了民间的民族感情，导致了民族的内耗。这“排外”情绪究竟是基于什么产生的呢？
其一，是基于一种优越感。这主要是存在于某些政治经济文化较先进发达的地方。
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人、北京人。近代上海渐次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镇。而北京则是金朝以降的千年皇城，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两个地方的人优越感甚重。（注，拙文所指均为一种倾向，远非指所有人。还望各位惠阅者明鉴。）如果说北京人的优越感带有较多的思想意识成份的话，那么上海人的优越感则注有市侩气。上海人轻视扬州人，尤贬苏北人，瞧不起全国各地的人，与北京的“皇民”也要互别苗头。而时至八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卷起后，由于广州得风气之先，经济上建树甚显，上海人遂对广州人颇有刮目相看的礼遇之味。而北京人则不然。任凭你经济上赚了几个钱，怎似我首都皇民的见多识广、消息通达、目光远大？那一口“儿化”愈来愈多的京片子，再加上“立马”之类的新词，够你们南蛮子踮起脚尖追着学。
其二，是出于各地生活习俗的不同而产生的歧见。说通俗些就是互相看不惯。
五、六十年代北方人到广东，极为惊讶地发现广州人怎么都“打赤脚”？甚至连很漂亮的妙龄少女也光着脚丫子。他们感叹广东人怎么会这样原始野蛮。但是广东人到北方同样会感到震惊，怎么可以几十个人脱得光光地同在一池浮满“老泥”的脏水里洗澡？即使是同性之间也应有隐私啊！我们广东人冲凉都是独自进行的。既清洁也文明。外省大澡堂实在太恐怖了，人都赤条条地走来走去，象什么话啊？难道是动物吗？在那一池脏水里洗完后再去洗清水时，还得全裸着排队领水，为了那一盆清水光着全身被服务员吆来喝去，半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有的广州女士对此疾首痛心，发誓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群裸浴”习俗改变以前再也不去外省了。
许多地方的人都喜欢揶揄甚至讥贬外地人。华北人自认爽直而斥下江人（上海一带）缺乏诚恳。而后者则嫌他们粗鲁。湖北周边的人们不忿湖北人悍躁，遂编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顺口溜来毁损之。湖北人不服气，加了个“九个湖北佬，不及一个九江佬”的后缀来回敬之。湖北人一方面反击外部的毁损，一方面又同室操戈。武汉人说“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中国人的排外并不以省为基本单位。省内还可再排。在广东省内，广府人指陈潮州人蛮，客家佬奸，潮州人、客家人亦不满广府人自高自大。
其三，某些小商贩的取巧商业行为对各地排外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火上加油的作用。
小商贩本小利微，经营不易，短斤少量几乎成为他们的职业习惯。很多情况下，只要不太离谱，顾客都默认算了。上海主妇以精明称著于世。她们尤忿短称，故常自备一把秤上市场。上海本地的小商贩知晓上海主妇们大多有此秘密武器，故凡师奶型的顾客来帮衬，他们大都较规矩自律。以至师奶们的秘密武器大都备而不用。为数很有限的上海人来到广州后，上海师奶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文环境中。她们依然“按既定方针办”。广州的小商贩们也根本不谙上海主妇竟有这么一招。看到是不懂粤语的外省人，他们放心地“砍”下去。不料，“上海婆”竟然从提篮里拉出来了一杆秤。于是广东小商贩的西洋景被揭穿了。中国有个成语――恼羞成怒，用于此是再贴切不过。上海师奶据秤力争。但小商贩不仅不认错，反而对她破口大骂。旁边的小商贩则“同类项合并”地为之帮腔，甚至连周围的顾客也都为短称的小商贩说话。在一片讥讽辱骂和起哄中，自认为完全有理的上海主妇败下阵来，悻悻离去。这类并不罕见的闹剧加深着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歧见隔阂。广东小商贩以及一些旁观的顾客都由此得出“上海婆”、“捞松婆”刻薄难缠的结论，并由此更加憎恶排斥外省人。上海师奶当然要把自己屈辱的遭遇讲给许多同乡乃至其他外省人听。于是他们亦得出一个结论，广东人奸诈刁钻排外，坏透了。然而，实际上“宰”外地人的小商贩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有之，非广东独具。
其四，少数品性恶劣者起了极坏的作用。
对外省人怀有不同程度偏见的广州人可以说占了广州人的多数。（这里讲的主要是五、六十年代），但是，事情如仅仅如此并不麻烦。偏见只是思想意识的东西，并无大碍。糟糕的是有少数性格暴戾，以欺侮他人为乐的人把这种偏见升格成骚扰和侵害。从年龄上来看，主要是少年儿童，成人亦有。我有许多次听到人们谈论怎样戏弄外省人。碰到外省人在广州市里问路。他们有的说：“我看见捞头就憎，睬都不睬他。”有的则得意洋洋地说：“我给他指一个相反的方向，让他走个头昏脑胀。哈哈哈……”
以上四种造成排外倾向的原因全国各地皆不同程度地具有，而广东严重一些。同样是问路。七十年代初，我利用加班补休的时间冒充知青“冲车”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古城重镇。所到之处，凡问路者，必得到正确指引。我操的普通话均与当地口音不同，但都没有被作为外地人遭受愚弄。由此可见，广东人的排外情绪的确比其他地区严重一些。
要解释广东人的排外情绪严重这种现像似乎须超出以上四项“共性”，故得另寻答案。
经过长期的思索观察，我觉得广东人的排外除了那些“共性”外，还来自于一种朦胧的、若隐若现漂浮于华夏边缘的潜意识。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更深地追溯一下历史。
广东人的民族归类无疑是汉族，但它于人种、文化等方面在中国华夏族系中是最具特色的。
广东人分三大支，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正宗的广东人是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系由外省移入。血统纯的广府人是古越人的直系后裔。上古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族生息在黄河流域及部份长江流域。东南地区及岭南的土著居民为越族（史称百越）。越族分五支，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雒越。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中国境内只有南越人的直系后裔广府人保持着古越人的体征。
世界人种分白、黄、黑三大类。每类之中还可分成若干亚类。白种分成巴尔干―高加索、日耳曼－罗曼、闪含三个亚种，黑种可分尼格罗、尼格利罗、科伊桑三个亚种。黄种可分蒙古利亚和马来两个亚种。马来种与蒙古利亚种的区别是平均身材矮几公分，体形较瘦削，皮肤较黑，眼窝较深，多为双眼皮，鼻粱较塌而鼻翼较宽，嘴唇较厚且口较阔。让一个山东河北人（较纯的蒙古利亚种）和一个柬埔寨人、马来亚人或越南人（较纯的马来种）站在一起，可以一眼就把他们区分开来。
中南半岛上的居民和古越人属马来人种。南洋群岛上的居民以马来血统为主，还渗入了若干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成份。当今正宗的广府人与当今的越南人――古雒越人的直系后裔――在面貌体征上是极相似的。因为他们都属马来人种。当然，经过两千多年中国北方汉人有限的南下混血，广府人、越南北部人（尤其是大中城市里的） 已带有若干蒙古利亚种的成份，以至可以把他们与柬埔寨、马来亚、菲律宾等纯粹的马来人种区分开来，但是他们与中国北方人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七十年代初当局派军队直接加入到北越军中对南越作战，均为两广籍士兵。（广西南路人系广府人沿西江上溯的移民）。盖因他们的外形与越南人极似。世事之变不可预料。七十年代末当局与越共从同志加兄弟翻脸而成寇仇，歇斯底里地互相撕杀起来。一位北方籍的女卫生兵战后写了篇回忆录。她说她带着十几个民夫上前线抢救伤员，有一次抢救下来的全是越军伤号。她说，在那艰难行进的过程中，有时她蓦然产生错觉，仿佛自己被越军俘虏了。因为抬担架的人和躺在担架中的人长相都那么相似，而自己则是个例外。
为什么当今浙江人、福建人没有象广府人保持那么典型马来人的体征呢？因为他们不是古东瓯人、古闽越人的直系后裔。
公元前二世纪，东瓯王、闽越王、南越王均有反汉行动。不同的是，东瓯、闽越都有个灭国的过程。其民被汉武帝大量迁徙到江淮之间。此后北方汉人在两晋之后大量移居浙闽，与尚存的原东瓯、闽越人融合，而形成中古、近代的新浙江人、福建人。时至今天，仍然可以从外形上把浙江福建人既与北方人又与广府人区别开来。换言之，他们是北方汉人和广府人之间、即蒙古利亚人种和马来人种之间的过渡型。
南越没有被“灭国”。虽然公元前112年因南越丞相吕嘉作乱，杀死愿意“内附”的南越王赵兴和汉使，而招致汉武帝发兵攻占。但是，汉武帝没有象对东瓯和闽越那样将其人口大量迁徙江淮。南越社会构成基本被保持下来。之前秦嬴政遣五十万人及一万五千名女子戌岭南对两广的血统改变相当有限。两汉及魏晋基本是个“空窗期”。北方对广东的大量移民是迟至两宋的事情，而那时广东的社会形态已相当成熟，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融合不易。外来移民一部份定居粤东潮汕平原，自成一格。另一大部自梅岭关南下渗透东北山区，是为汉族民系的一个特殊分支――客家人。客家人继续南下西迁。凡是广府人不要的贫瘠山地均被源源而来的客家人所占据。连广州近郊山峦起伏的燕塘、银河都是客家小山村。客家人的迁徙甚至越过了广州城继续西进，以至在广东著名的侨乡台山都有他们的踪迹。带有中国北方人面貌特征的客家人与广府人清晰区隔着。不久前，一位中年的客家人告诉我，在他们乡下（广州属县增城），客家人与本地人普遍通婚是迟至八十年代以后才流行起来。他补充说，这并不是由于客家人与本地人有什么世仇，而是从前闭塞的自然经济使客家村与本地村交往甚少。
两千多年前南越人与雒越人曾同为百越。后来前者渐次接受华夏文化成为汉人，而坚拒中原王朝的雒越人终究在1427年彻底脱幅而去自成一国。尽管在人种上广府人更接近于越南人而离北方汉人较远，但是广府人决不会去与越南人攀亲戚。这不但基于广府人认同了汉文化和中国，而且还在于民间交往中广府人对越南人的印象并不美好。好些早年在越南逗留过的广州人回来后都指陈越南佬为人“反骨”。然而，这又完全不妨碍广府人在华夏文化圈深具其特殊性。
广府人在文化上的特殊性首推粤语在汉语语族中独具一格。归属汉藏语系的汉语语族分有六大语支。即北方方言、湘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大致长江以北各地语言口音虽有所不同，但基本可以互通。北方方言体系中的边缘是湖川方言。在中原、华北诸省的人们听来，湖川话的音调是滑稽的，但可以听懂，而另外那五大方言区的话就很难懂了。尤其是粤语，丝毫听不懂。粤方言的语音系统在诸方言中离华夏正音（即汉语标准音―国语―普通话）最远。这从广东人学讲普通话的困难程度为全国首屈一指，比上海人、温州人、福州人、衡阳人等都要困难得多可以看出。语言不能相通就会产生隔膜以至异类感。若没有汉字的维系，中国各大方言区，尤其是粤语区大概早就脱幅了。确实，语言完全不能相通的人们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形成同一个民族的。
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中国各省民间在过年之类的喜庆之时都有舞龙习俗。广东特别了。广府人从不舞龙，只有舞狮。这是相当奇怪的。广东地区从无狮踪。广东人亦并不以狮为图腾。何以如此热衷舞狮？令人费解。抛开这点不去深究，广府人不舞龙只舞狮这个明白无误的事实佐证了岭南文化的特殊性。
京剧是中国的国剧。在中国任何一个省份它都拥有大量的观众、听众。别说在华北、长江诸省京剧占有龙头老大的地位，即使是在湘、闽、赣、浙地区，京剧照样被视为戏剧的大宗。可是在广东，京剧丝毫没有地位。尽管粤剧的创立者们在表演形式和布景设计等方面都大量借鉴了京剧，但京剧在广府人中观众占有量为零。别说在民国时期文艺界“自负盈亏”，即使是在共产党建政后实行“官本位制”，连“文艺工作者”都属于“干部编制” 对文艺予以大力扶植和控制的情况下，京剧也不能在广东占有一席之地。
广府人在人种上和文化上相对于华夏文明的独特性，除了造成它的排外倾向外，有没有导致它更高层次的诉求，譬如自治乃至独立呢？检视历史，这种诉求在历史上似难找到最初的源头。公元前二世纪的东越王国、闽越王国，其国王均为东越人、闽越人。唯独南越王国的开山祖赵佗是华北真定府人士，正宗的华夏人、汉人。可是没有源头并不见得不可以“创新”。公元十世纪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广东的靖海节度使刘严趁着局势混乱，建南汉帝国。刘严及其后代过了约半个世纪帝王瘾后，被北宋取缔。此后又隔了约一千年，广东军阀陈济堂趁民国纷扰之机，谋图大举。他在广州中央公园后面修建了一个宫殿味极浓的预备总统府，提出粤人治粤，推动广东独立。不过他的总统梦比刘严的皇帝梦要短暂得多。他手中的王牌――当时在全国居拔尖地位的广东空军离他而去，投奔中央，对他不啻强烈一击。陈济堂不得不降而求其次，一方面表示要还政中央，一方面趁国民政府捉襟见肘之机，在广东做山大王。广东独立不了，他也做不成总统，但是他在某些广东人心目中成了“省族”英雄。广东人现代强烈的排外情绪与陈济堂三、四十，年代的作为有着清晰的脉络可寻。
四、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对排外的不同价值取向
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上半期，当许许多多“捞松仔”受着取笑、辱骂乃至殴打之时；当“上海婆”在市场里遭到起哄讥讽之时；当外省问路者被指得乱转之时，共产党的干部们丝毫没有感受到省籍歧视的骚扰。社会上层与下层是两个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世界。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的社会精英们在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除了所受教育的熏陶作用外，功利主义无疑也会起相当作用。中国自秦汉以降，统一渐成主流意识。方块字民族内部裂土称王道孤不但被视为狂悖之举，而且结局堪虑。于是社会精英们都采取认同中央政府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开拓自己的仕途。文士赶考科举，武人投效疆场，博得一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虽然秦汉的行政统治力已逾南岭，及达今越南北部，秦设象郡，汉置九真、交趾、日南，但是汉文化对岭南实在的覆盖是在两宋之后。换言之，在此之后岭南的社会精英才在中央权力中枢里崭露头角。社会能量的积累需要时间，时至明清，岭南精英方一度在中国独领风骚。明万历年间的铁骨诤诤的官海瑞就来自岭南的最南端――海南。堪称华夏民族英雄、战功彪柄的抗清明将袁崇焕出自广西藤县（一说广东东莞） 。清末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出生广州城郊。公车上书的首领康有为、粱启超来自广府人的中心地带“南番顺”。更不消说近代中国民主的先驱人物孙中山出自岭南边陲之县――香山翠亨渔村。
显然，广东的社会精英并不排外。因为排外就会自塞仕途。在排外自立为王和融入华夏文化圈及权力体系这两者之中，他们选择了后者。然而，这并不排除他们内心深处对内地的歧见乃至轻视。有书可察的是，粱启超在他的《吾国吾民》一书中就表达了广东文明超越内地的思绪。不过，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宏大抱负使他和康有为、孙中山等按下内心的广东文明超前感，放下粤语，艰难地转操京腔，周旋于外省人士之中。
历史记录告诉人们，广东的社会精英终于曾有一次集体表达他们地域优越感的动作。这无疑是排外情绪的一种曲折表现。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在确定国语的讨论中，粤籍人士提出应以粤语为国语。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荒诞不经的。辛亥革命成功的首义之地不在广东，而在湖北武汉，此其一。中华文化的摇篮地及最深厚的沉淀区在华北中原，不在华东湖川，亦不在云贵岭南。而更为现实、更为与每一个国民直接相关的是，粤语的语音系统离北方方言语音系统最远。除广府人和广西南路居民外，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根本听不懂，学亦极难。而北京话相对粤语则易懂易学得多。以北京话和粤语两相比较，取前者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举。想不到竟然还有激烈的争论，最后只得付以票决。主张以北京话为国语的提案仅以一票之差险胜。幸亏如此，否则真不知会对社会产生多么大的困扰。（当然，纯粹的北京话并不完美，当今去掉了过多的儿化和油滑腔的中国大陆“普通话”，才最适合作为“国语” 。）
二十世纪中叶当局政权的建立给广东的社会精英开辟了最为广阔的仕途。而且，这“精英”有了全新的诠释。不但依附投靠当局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充当当局政治打手的人们，尽管他们可能是半文盲，都可以被当局搜罗到统治阶级之中，得到委任和信用。这是新的社会形态中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在当局各级政权机关、司法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直至工厂企业、医院学校等所有社会细胞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广东人在外省籍当局南下干部的属下任职。他们毫无地域观念、省籍情结地与外省籍上司、偶而亦有同僚乃至下属合作工作。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来自于与外省籍“老革命”的结合，他们怎么会去“排外”呢？
社会大众与精英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大相径庭。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不自我压抑地把心中的情绪发泄出去。他们不谋求中举为官，没有仕途可言。在琐碎的劳作谋生之中，由来以久的地域排外意识顺理成章地继承下来，并且成为他们枯燥生活中的一点佐料。当局南下干部成为本地各行各业的主宰更使他们为之侧目。那些外省佬讲着让人听不懂的话，还要指手划脚，真叫人烦。他们厌恶外省人的情绪在日常言谈中当有流露。他们在街头、市场戏弄“捞松佬、捞松婆”的肥皂剧亦会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于是乎，耳濡目染之中，广州孩子们心灵里从小就积累沉淀下对外省人的歧视。从而，校园和街头都上演着经久不衰的儿童“游戏”――唱取笑“捞松仔”的儿歌和殴打“捞松仔”。
五、广东人排外情绪的变迁与淡化
广东人的排外情绪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大幅度地淡化了。其明显标志是取笑“捞松仔”的儿歌不再流行，校园里、街道上打“捞松仔”的恶作剧渐呈消解。其原因之一是当局建政之初的南下干部及其随之而来的各行各业专业人士（这些人亦属广义的干部） 乃至铁路员工等，其子女经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后，都学会了粤语。而他们后来在广东生育的子女，因从小就生活在粤语环境中，掌握粤语便更不是问题。这样一来，“捞松仔”的标签不再醒目，致使攻击之箭失去了鲜明的目标。
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文革大波的冲击。文化革命使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社会的所有排列组合都以政治内容为序列。地域观念、省籍情结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
广东人最后一次颇具规模的排外行动发生在1966年12月。由于北方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广州民众冲击广州党政机关的行动中起煽风点火和骨干带头作用，遂招致广州守旧势力的憎恶。他们大骂“捞松仔”搞乱广州，号召人们起来驱赶“捞松仔”。一时间“打捞松仔”的喊声骤起。可是，这呼喊效果十分有限。执意要冲击广州党政机关的广州人并不响应这个号召。非但如此，他们还与这些“捞松仔”结合起来，甚至对他们十分钦佩，言听计从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去造省市委的反。同样，呼喊“打捞松仔”的人们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南下“捞松仔”都造省市委的反。还有一些南下红卫兵（如101中学红卫兵）是造反派红卫兵的死对头。他们也“造反”。但他们的“造反”内容是打杀“黑五类”及其“狗崽子”。于是，这些刚刚喊过“打捞松仔”的人们遂与这批“捞松仔”结合起来，去反对冲击省市委的广州人及其与之结合的造反派红卫兵了。就这样，广州社会完成了从省籍划分到政治划分的转换。此后，广东社会只有“红五类”与“黑七类”的区别，造反派与保守派（应正名为保权派、保党派）的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派与阶级敌人的区别，而无广东人与外省人的区别了。
文革三年中（笔者持三年文革分期论），从文革初期北方两派红卫兵的大量南下，到中期广东文革形势与外省的密切呼应，直至后期以外省人为主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面积楔入各个社会细胞，广东人内心坐井自大的意识迅速消淡。
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在一个人们情绪都极度紧张，在一个阶级歧视、政治迫害空前横行的社会里，省籍排外情绪被挤到无关紧要的角落。连孩子们都没有兴致去唱“捞松捞松，唔食芫茜葱”的儿歌了。
如果说文革大波对广东社会排外情绪的消解带有以毒攻毒的性质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大波则是从正面消解了它。私有经济的兴起使大量的广东人北上，更使大量的外省人南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使人们抛弃了省籍歧见，而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获取。广东社会增添著愈来愈多的北方人，不动声色地改变著广东社会的人文构成。为了寻求商机，广东人不得不学习国语。同理，北方人也学习粤语。某些粤语词汇如“埋单”（被外省人误作“买单”）、“搞惦”（被外省人误作“搞定”）等都在外省流行起来。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广东人的排外自大情绪间或还是有所流露。曾在报章上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位创业有成的广州企业家到外省洽谈业务时坚持以粤语进行。我在深圳港商厂工作时，发现某些香港高级职员明明懂国语但还是坚持以粤语向来自外省的内地职员发号施令。相比之下外省人对粤语则表现出容忍乃至某一程度的倾慕。就象有人以能讲英语为荣那样，一些外省人也以能讲几句广州话为荣。无孔不入的商人抓住了这个商机，推出学习粤语的录音带和光盘。这种情况发生了很有趣的作用。它催生了广东人的自大情绪。从前有北京人的政治自大和上海人的经济自大，现在则新增一个广州人的商机自大。但这种自大情绪却蚕食着它那由来以久的排外意识。道理很简单，自大的基础是将自己排列在某个整体之中，以整体中的“小”者拱托“大”者。正如北京人的政治自大是以体认外地人系自己的小兄弟为基础。
自秦始皇南开五岭两千多年以来，广东与内地的高度交流和文化上的高度一体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也即，这三、四十年来的融合绩效超过了过往两千多年的总合。当粤剧和中国其他省市的地方剧乃至国剧――京剧都一起式微后，当“迪士科”在广东和全国各地都同样风靡时，当被视为广东的“省宝”――广东音乐被流行曲所取代时，广东的“广味”就迅速褪色了。当商人们南来北往，尤其是珠江三角州星罗棋布的港商、台商、外商厂吸收着大量的外省科技人员和蓝领劳工；当外省的旅游者沿着四通八达的新建公路深入广东的各个风景点和珠海、深圳乃至香港；当遍布广东各城镇的酒楼餐厅美容院之类雇佣着大量外省女子；甚至当广东的色情行业以肤色白皙的北方妹为“卖点”时，广东的人文构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在社会上针对外省人的动作还是间或上演着。商贩们“宰”外省顾客。小偷特别关照外省人的钱包。公安机关对外省流窜犯判刑特别重，等等。但是，这些情况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生，非广州所独有。换言之，它属于一种存在于街头市井次文化层中的“欺生”恶习，而与主观意识层面的排外情绪有着质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