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先是若干次小規模上訪和示威，政府除了一如既往派出警察圍堵之外，沒有打開更多的溝通渠道，終於釀成一次大規模示威活動。
規模雖然盛大，但秩序井然，理性克制，在高呼「反對獨裁」、「還我人權」、「懲治腐敗」的同時，也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標語。由於仍然只有盾牌，警棍和催淚彈代表政府，衝突勢在必然。
一直躲閃的政府突然冒了出來，不無亢奮地為這次示威活動定性，稱其僅有少數人參與，動機雖然良好，但被別有用心的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同時，宣布民眾自己成立的自治組織為非法組織，對為首者進行抓捕。事關切身利益，能夠獨立思考，發自內心請願的民眾，深感訴求被忽視，人格被羞辱，同時看到了「秋後算帳」的伏筆，於是爆發更大規模和更長時間的示威遊行。
宣布非法更受擁戴
代表政府工作的機構陷入癱瘓狀態。自治組織被宣布非法之後，更加受到民眾擁戴和珍惜，能夠高效組織抗議活動，而且成功倡導理性克制，自治範圍之內，社會秩序良好，不僅沒有動亂，連小偷都改邪歸正。同時，為了保護自治，他們與警察形成對峙，僵持數月之久。
在此期間，民眾代表一直呼籲與政府對話，期待更高層領導出來傾聽呼聲，體察下情。境內外媒體從不同立場廣泛報道，種種傳言帶給他們希望。這些傳言包括﹕最高層受到欺騙，尚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後也意見分歧，正在權鬥之中，只要我們堅持和平請願，最終會有好的結果。
這不是在描述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而是眼下發生在廣東陸豐烏坎村的抗爭運動。但是它們如此相似，恍若時光倒流。烏坎村勇敢的「非法組織」，激情澎湃的遊行和靜坐，四處飄揚的旗幟和標語，都會讓二十二年前的青年錯把村委會當做天安門。同時，大批軍警的武裝待命，政府基層的癱瘓，高層的沉默，都讓人深感不安，解決之道似曾相識。
聯想起天安門事件
事實上也並非烏坎抗爭和天安門事件之間有什麼特別的聯繫，它不過是中國社會民間抗議的一個普通範例。極權之下，大多和平克制的抗議活動都與此相似。在很大程度上，歷史只是在或多或少地重複。六年之前，汕尾就發生過相似的農民抗爭運動，以軍警的無情鎮壓收場。
我仍然努力去發現變化，從中窺伺結局改變的可能。首先看到的，卻是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政府採取偽裝和欺騙手段，抓捕了村民代表薛錦波等人。村民們再次遊行示威，要求政府放人，政府卻通知薛家前去認領屍體。政府宣布薛錦波被秘密抓捕兩天之後，發生心源性猝死，卻牢牢控制住屍體。薛家在僅有一次的目睹親人遺體之後，看見其滿身傷痕，相信他是遭受酷刑而死。
同時傳出政府願意出一千萬元買斷薛錦波遺體處置權的消息。不經過任何監督程序，政府隨意動員納稅人的錢來買納稅人的命，這種荒謬的事情，是經濟發展之後的一個新趨勢。
無論薛錦波的死因如何，通過近年來野蠻的房屋強制拆遷，非人的上訪者黑監獄等事情，民眾早已了解，至少基層政府在對待民眾抗議時，比二十二年前更加胡作非為。放在一個較長時期來看，這些作為都是高層縱容甚至授意的結果。但在具體的事件中，它讓高層的沉默更多地顯出其冷漠和失職，而不是對希望的幻想。隨屍體的一天天腐爛，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也愈來愈少。
權利意識更多覺醒
另一方面，烏坎村的自治組織和抗爭運動，也與二十二年前以學生為主體的天安門事件有了很大的不同。村民們有著停止土地盜賣，公開村務帳目，懲治貪污腐敗等具體利益訴求，通過簡單的全民普選，選舉出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還成立了婦女聯合代表會，而且以熱血青年為先鋒，以宗族老人的傳統道義為後盾。既有舊式的血淚呼喊，也有最新的網絡媒體宣傳。透過媒體報道，可以看見民眾普遍的權利意識有了更多的覺醒。
同時，由於維穩體系的利益複雜化，村民自治組織不僅先前得到政府認可，代表們從政府領到每月上千元的薪水，而且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之後，仍然與政府官員保持頻繁的溝通。目前還無法判斷，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新的解決之道的可能性。
正如六年前的汕尾農民悲劇一樣，這二十多年來發生的種種抗爭活動，歷史都有可能完全或部分重演。但烏坎的故事讓人相信，政府的鎮壓將會付出更多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烏坎人已經改寫了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