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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義在廣東死灰復燃
作者： 申 淵
廣東因獨特的語言習俗與海外的密切關係，在中國近代史上和內陸拉開明顯距離。因此受到高度集權的中共統治以地方主義之名嚴厲打壓。改革時代廣東成為開放第一線，光四川民工達數百萬之眾，各種矛盾聚集。這是動亂的背景。
二○一一年六月十日，廣州增城新塘鎮大墩村治安隊踹傷四川藉孕婦小販引發大規模警民衝突，連續三天，幾萬民眾在當地聚集抗議。廣東各地的四川藉民工商販三萬多人聞訊紛紛趕往增城支援，一度封鎖一○七國道，砸警車、衝擊政府辦事機構。當局從廣州軍區調來一個師二千七百人及三十輛運兵車、裝甲車等武器裝備，會同公安武警鎮壓。據民間報道，衝突中已死傷百多人，至少四十多人遭拘捕。當地百姓驚呼，廣州也發生「六四」屠城了。
增城事件前四天，六月六日廣東潮州市古巷四川民工向當地老闆索討工薪，被斬斷手筋腳筋，引發萬人示威。當局指「六六騷亂」是由四川同鄉會幕後操縱的，有意將社會不公引發的動亂，導向四川人與廣東人的族群衝突。
廣東省內現有四川藉民工商販及各類從業人員五百萬至七百萬，占外來人口的主體。新塘鎮一向有「牛仔褲之鄉」的美稱，工廠裡打工的多為四川人。騷亂發生後引起打工仔大逃亡，工廠癱瘓，無法開工。
毛澤東大反廣東地方主義
在蘇聯崩潰解體後，中共曾自我安慰，解嘲稱蘇聯的崩潰源於民族矛盾。前蘇聯的少數民族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主體俄羅斯族只占總人口的五成二。而中國大陸漢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少數民族人口不到百分之十，民族矛盾不可能上升為危及政權的主要矛盾。
但是中共刻意隱瞞了漢族人口中的地方主義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回民問題，早已搞得中共焦頭爛額，最近內蒙古的蒙族又舉起義旗。而潮州和廣州增城事件可說是廣東省頑固的地方主義的大爆發。
毛澤東早就嗅出地方主義對中共統治的危害性。廣東省首當其衝。話從中共奪取政權時說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以曾生任司令的兩廣縱隊一個炮兵團，與林彪四野的塔山阻擊戰英雄團為爭搶接管國軍一五四師投降而交火。經過一夜激戰，兩廣縱隊「俘虜」了四野王牌軍塔山團一個整連及其戰鬥英雄連長。
地方游擊隊打敗了四野王牌軍，從此種下禍根。此後林彪派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帶數百人接管兼併了兩廣縱隊。廣東地方主義問題的深層次根源是毛、周爭權。林彪南下廣東，而周恩來分管著中共中央南方局，廣東一向是周的根據地。政務院匆忙任命時任北京市長的葉劍英（廣東梅縣人）為廣東省政府主席，粵籍幹部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
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作用愈來愈大，引起毛澤東忌恨。為削弱周，成立了高崗主持的國家計委等分權機構，並讓林彪主持中南軍政委員會，廣東省各級黨政軍第一把手均由南下的北方幹部擔任，廣東地下黨和游擊隊的幹部只任副職或閑職，完全顛覆周任命的廣東政府。
一九五二年初，毛藉口廣東省土地改革「右傾」，展開始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改組人事，調走葉劍英、方方；馮白駒、古大存降職，由陶鑄、趙紫陽主政廣東。馮、方、古定為地方主義三大主帥。
右派：廣東地方主義占三分之一
當年六月，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毛一上來就批評廣東地方主義，面對方方說：「你犯了二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犯地方主義錯誤。」 毛還批評了葉劍英的「廣東土改特殊論」和馮、方、古的地方主義錯誤，狠批廣東人的「排外情緒」。毛澤東用「去皮見骨」的毒招把周恩來孤立起來。
可是廣東地方主義根深，遠未清除，而且地方主義各地都有。於是毛借「反右補課」運動開展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把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列入敵我矛盾，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一鍋煮。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反地方主義，全國各省市都要進行。地方主義者，實際上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對地方主義不要讓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廣東，廣東幹部可調一批到北京來。泥裡摻沙，沙裡摻泥，改良土壤。」
毛用階級鬥爭的手法處理地方主義問題。廣東省共揪出右派分子三萬六千八百另八人，其中因地方主義錯誤而劃右派的各級黨政軍幹部竟有一萬二千多人，占全省右派三分之一。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大會上說：「地方主義首先在海南發起，其他各地也蠢蠢欲動。有的已發展到組織反黨小集團的地步。」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中降職的馮白駒、古大存重新劃為「馮古地方主義反黨集團」，並揪出分別以蓬荊、歐新、陳華、陳恩為首的四個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全省各級黨政機關揪出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不計其數。
隨後，廣西、寧夏、新疆、雲南、甘肅、青海等地區都開展反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運動。雲南一把手謝富治僅在滇東北邊縱和地下黨中就揪出二千多名地方主義分子。
改革開放下的廣東地方主義
地方主義問題從根本上看是中央和地方因權力和利益分配的矛盾而產生的，亦是集權和分權的體制分歧。毛澤東以意識形態鬥倒對手，用中央集權制服地方諸侯。其實，在高度極權的毛時代，除了西藏新疆有分離傾向的地方民族主義外，其他尤其是漢族地區的當權幹部，誰敢搞真正的地方主義？即便廣東一反再反的地方主義，罪狀也只不過是「右傾」而已。
時過境遷，毛的後繼者一代弱似一代，很難擺平地方諸侯的挑戰。改革開放後地方主義勢力重新抬頭，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今日中央和地方權貴集團在權益上的矛盾，已經呈現過去不敢想像的公開化、多樣化甚至激烈化。延伸至社會分配不公，權貴階層與弱勢群體、沿海發達地區和內地貧困地區之間的對立。而且維權鬥爭涉及的階層和地域也更加廣泛。因此，今日的「地方主義」問題，早已不能和毛時代同日而語。
以廣東而言，在社會層面，如潮州、增城騷亂事件反映的廣東人積蓄已久的排外情緒，一方面富裕的廣東人不太願意讓貧困的內地人分一杯羹。當然廣東的窮人、弱勢群體也會同情並站在四川等外地人一邊。另一方面四川人不滿廣東人對自己的剝削和歧視，讓他們處於社會結構的最底層，無法溶入主體社會。
從政治體制層面看，在爭辦奧運、世博、亞運三大面子工程中，廣東與中央和其他地方利益集團（例如上海）明爭暗鬥、爭權奪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甚至已經滲透到維權組織與個人，採用法律手段互拆台腳。在媒體熱炒的十八大權力鬥爭中，與其他省市（四川、上海）爭當龍頭老大等新聞，都展現今天地方勢力勇於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中央挑戰的新氣象。亞運會前夕發生在廣州的廣東話與普通話之爭也是地方主義的一種表現。
毛極左路線留下族群矛盾禍根
潮州、增城這兩起事件衝突雙方都是廣東人和四川人，種種跡象表明，中共當局有意將貧苦階層的維權鬥爭誤導向族群抗爭，以轉移矛盾、混淆視聽。新塘一位不明真相的老伯手持一根二尺長白鐵水管對記者說：「如果撈佬（外地人）真係打過來，我都會上去搏命。」 這位新塘老伯受騙上當了，中了共產黨奸計，新塘鎮在十日晚一夜之間燒毀一百多輛車，知情者指出：「請你仔細看一看就知道啦。那些四川民工手中只有木棍和磚頭，警車門窗關得緊緊的，就這麼容易燒起來嗎？除非直接扔汽油、酒精。行內人一看便明白，這應該是很專業的人幹的。」有人直截了當地指出，這是便衣搞的鬼。當局製造事端，嫁禍四川民工，轉移官民矛盾。
增城肇事的治安隊和民警都由廣東當地人組成。香港《東方日報》記者在新塘街頭聽到治安員囂張地用廣東話喊叫：「打的就是你們這些外地人，打死你們也不償命！」《南方都市報》記者張俊杰被治安員誤當作外地人，遭到痛毆。也有主持公道的當地居民表示：「這裡的治安隊長期以來就欺負外地人，現在還收斂一些，以前更甚。他們也做得太過分了。」
廣東省位於嶺南地區，雖然與北方和內地居民同為漢族，但在歷史、文化、語言、生活習俗等方面均有相當差異，擁有獨特的嶺南文化。廣東省受海外影響較大，某些沿海城鄉，幾乎有一半以上人口移居海外或港澳。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愛國人士，可是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政治運動中，他們親人及留在省內的家屬親友也受到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傷害，南下幹部不分青紅皂白套用北方土地改革經驗，把愛國僑胞一概當作惡霸地主、土豪劣紳處理，沒收資產，打擊一大片。
為中共建政奪權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地下黨、兩江縱隊、海南瓊崖遊擊隊在中共建政後不但被剝奪了勝利果實，而且屢屢受到污陷打擊，並且殃及子孫後代。毛澤東、共產黨播下了廣東人仇恨撈佬（撈頭）的種子，種下了地方主義的禍根。
妥協讓步、分化瓦解、秋後算賬
過去在階級鬥爭年代，中共處理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用階級鬥爭方法在政治運動中嚴厲打擊幹部和群眾，絕不手軟。現在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不僅存在於地方黨政幹部，平民百姓中也十分嚴重，已彙集成一個隱性的不穩定因素和各種社會矛盾接合部。中共再也不敢貿然出手，嚴打維穩了。
地方主義並非廣東特有，全國各地都有。上海市戶口二千三百萬，外來戶一千二百萬，外地人超過當地人一半。這兩部分人口在文化教育、收支水平、財富擁有、生活素質、倫理道德方面存在巨大差別，時有矛盾發生。講上海話的上海人如同講廣東話的廣東人一樣，同樣存在著排外的地方主義情緒，上海人謔稱外地人為「打工仔」、「阿鄉」（鄉巴佬）。
四川民性勇悍，「天下未亂蜀先亂」；廣東接近海外，深受世界民主浪潮影響。清末的四川保路運動和廣州黃花崗起義吹響辛亥革命號角。最近廣東兩起騷亂雙方又是四川人和廣東人。中共善於挑動群眾鬥群眾。因此，除了刻意將社會矛盾導向族群衝突外，亦不排除背後隱藏著地方主義利益集團的博弈。
綜上所述，早年的地方主義到如今的地方主義都包含各種政經文化民族的社會矛盾。中共的處理也使用了各種不同方法。看起來，不外是「妥協讓步，分化瓦解，秋後算帳」 幾個招式。最近當局處理上海港卡車司機罷工事件和內蒙古蒙族因過度采礦破壞生態環境而示威抗議事件，採用相對溫和的方法，幾乎全部接受對方條件，讓步妥協。在事態平息後，再逐步清查滋事者，準備秋後算帳。
深圳當局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維穩，自元旦起百日內清除八萬多名「高危人員」，則是另一種鐵腕手法。這八萬人絕大多數是外地來深的吸毒販毒賣淫乞討、有精神病和刑事犯罪前科、長期滯留、外漂人群，其中也包括一些異見分子和維權上訪人士。只要有人懷疑或舉報，當局便當作危險份子驅逐不誤。他們之中大多數人被驅趕到緊鄰深圳的東莞市。這種把自家門裡一盆贓水潑給鄰居的做法，損人不利己。不也是一種地方主義的表現嗎！
地方主義是一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往年毛澤東、陶鑄揮劍砍向政敵，最終砸了自己的腳。今日胡錦濤、汪洋當局會不會重蹈毛陶覆轍？顯然是對他們仕途的重大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