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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理最近的一次講話，再次燃起了很多人心中的迷夢，建立“政治特區”之類的構想在網上噴湧而出，其實湖北良民“一點五”也早有此想法，標題也擬好鳥：《中國能否劃一個地方率先民主起來？》，然而遲遲沒有下手，不是寫不出來，而是擔心發不出來。李鍾琴想得更遠：建議中國設立“文革特區”，這大約更是可行的。個人認爲有兩個地方可作爲首選：一是延安，一是重慶。
一般人只知道延安是“革命聖地”，卻不知道延安是中國文革的發源地，當年的“延安整風”其實就是一次文革試點，正是因爲取得巨大成功，所以日後毛澤東將其複制到了全中國。至于重慶作爲試點的理由，無須俺多言：既然那裏的人們特別喜歡“紅歌”，就讓他們先“文革”起來又何妨？紅歌配文革，實乃天地良緣、世間僅有的絕配。
根據當年延安整風的經典作法，建立文革特區的步驟有四：
一: 是開會洗腦：當時延安的會議之多，範圍之廣，按蘇聯駐延安代表團的說法，到了機關閑置、生産荒廢的地步。這些會議有“兩大特點一個功能”：特點之一是“發言長、調子高，內容雷同”，特點之二是被批評者只有“承認錯誤”這一個權利；功能就是所有與會人員越來越認同“只有毛澤東一貫正確”。也無怪乎當那句“共産黨的會多”傳到毛耳朵後，毛會這樣回擊：“我們不但要多開會，還要開長會！”
二: 是全民告密。毛澤東在延安的最常用的一句口頭禅就是 “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時時講”。配合階級鬥爭，延安各級組織大興告密之風，告密之徒不是批准入黨，就是提拔升官。結果延安不但沒有結社、串連、集會等非組織活動，到最後，人們不敢互相請客，不敢主動打招呼，甚至年青人連戀愛也必須事先向組織報告，否則就會被人告發爲地下“反黨”活動。
三: 是鬥人立威。這裏面有個次序要注意，不能搞亂：必須先鬥群衆、後鬥幹部。延安最初整風時，由于被抓、被整、被鬥、被殺的都是底層黨員幹部與群衆，因此延安各級主要領導樂此不疲。當群衆鬥得服服帖帖之後，才能將矛頭轉向主要領導。此時領導能量再大，由于失去了“基本群衆”，再怎麽折騰也翻不起多大的浪來。康生曾說周恩來、劉少奇都怕他，這可不是吹牛，那都是切切實實的鬥爭成果。自1942年起，別處抗三年日，延安鬥三年人，結果就是延安空前團結如一人，這一人就是毛澤東。在這樣的團結之下，果然無往而不勝。此外，從延安的實踐看，有鬥爭，就有犧牲，建立文革特區，一定不怕有犧牲。
四: 是嚴格等級。每一個到延安去的人，都爲延安的“平等”喝彩，須不知延安是中國有史以來等級最森嚴的地方。在延安，除了毛澤東與江青可以坐小車外，其他領導全部只能騎馬。領導人的著裝也一看但知：有四個口袋的准是領導。至于夥食，最核心領導層如康生等人的廚師，竟然是末代皇帝溥儀的禦廚，延安在招待美軍觀察團時曾上菜70道，讓美國人大歎只有延安“管理有方、豐衣足食”。
這四招下來，管它延安也好、重慶也好，何愁不“管理有方、豐衣足食”，從而率先成爲5000年來最高盛世中的“首盛之區”？
